一

1938年，中國進入全面抗戰的第二個年頭。

以人類歷史上最慘絕人寰的南京大屠殺揭開序幕的1938年，每一頁日歷上，都寫滿焦灼與迷茫。

4月，中國軍隊在台兒庄以5萬余人傷亡為代價，第一次迎來正面戰場可被稱為“大捷”的勝利。洋溢著樂觀情緒的“速勝論”很快就和“大捷”二字一同佔據了各大報紙的重要版面。而僅僅1個月后，日本人的坦克就從廈門五通鳳頭登陸，一路堂而皇之地開進了廈門大學的操場。

5月19日，被“速勝論”者們稱為“中日准決戰”的徐州會戰，最終以中國守軍倉促撤離作為句號。當一輛輛日本裝甲車沿著徐州最繁華的彭城路，以轟鳴聲狂妄叫囂時，“速勝論”便如午后陣雨般，惶然消失在燥熱的初夏裡。

中國版圖，大半已破碎。

此時，上海法租界的“孤島”上，來自各國的軍事觀察家與新聞記者紛紛化身“預言家”。他們列出了中日兩國的鋼產量比、軍事力量比，以冰冷的數字“判斷”出中國的敗局﹔而南京西流灣8號的豪華花園洋房裡，國民黨內“低調俱樂部”的成員們，已在茶余飯后討論起該以什麼樣的姿態迎接這場不可避免的戰敗。

中國，會亡嗎？我們，有勝利的可能嗎？怎麼才能勝利？

一連串問號，像一個個風中搖曳的火苗懸在萬千中國人心頭，扑朔迷離。

然而，早在兩年前，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在陝北保安的簡陋窯洞裡，就已經得到這些問題的答案。

1936年7月16日，剛剛走過二萬五千裡長征的毛澤東，語調平靜地告訴斯諾：“中國是一個龐大的國家，就是日本能佔領中國一萬萬至二萬萬人口的區域，我們離戰敗還很遠呢。”

當時的斯諾，或許只是將其視為毛澤東對中華民族不屈精神的一種表述。這句話的真正含義，直到兩年后，才終於向世界揭曉。

二

讓我們把歷史的進度條，拉回1938年初春。

陝北高原，春寒料峭。鳳凰山腳下一孔普通窯洞裡，一盞油燈，徹夜不熄。

一個高大的身影被搖曳的燈火拉長，投在粗糙土壁上。執筆人連續8天9夜幾乎不眠不休，除了一天兩頓稀飯和咸菜外，就是不停地抽著劣質的紙煙，埋頭寫作，炭火盆烤焦了棉鞋也渾然不覺。

《毛澤東傳》的作者、美國人羅斯·特裡爾通過毛澤東警衛員翟作軍的回憶，看到了那些格外特殊的日夜：“毛澤東坐在窯洞裡的桌子前，蠟燭的光亮讓他蒼白的臉略顯灰黃。他有兩天沒有睡覺，隻零零星星地吃一點東西……第8天他犯了頭疼，感覺虛弱，醫生來跟他理論，但是他繼續寫下去……”

這位警衛員當時見証的，是一場決定歷史走向的“角力”——以思想，以戰略，以膽識與遠見，與整個民族危亡倒計時的角力。

徐州失守后不久，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毛澤東在延安抗日戰爭研究會上，作了關於中國抗日戰爭戰略方針的長篇演講。1個多月后，演講內容被整理成文字，發表在中共中央機關刊物《解放》第43、44期合刊上，題為《論持久戰——論抗日戰爭為什麼是持久戰與最后勝利為什麼是中國的及怎樣進行持久戰與怎樣取得勝利》。

這，不是一篇普通的軍事論文。

在這篇5萬余字的雄文中，45歲的毛澤東，站在歷史、辯証和唯物的高度，用冷靜透徹的分析，清晰而堅定地回答世人——

“中國會亡嗎？答復：不會亡，最后勝利是中國的。中國能夠速勝嗎？答復：不能速勝，抗日戰爭是持久戰。”

毛澤東並非唯一提出“持久戰”觀點的人。此前有一些人提出了相關認識，但更多地著眼於戰術層面，在戰略層面則往往大而化之，也並未拿出一套成體系的、清晰可執行的方案。

《論持久戰》一開始就講“很多人都說持久戰”，但關鍵問題是“為什麼是持久戰？怎樣進行持久戰？”“為什麼會有最后勝利？怎樣爭取最后勝利？”

這些，正是毛澤東所要解決的問題。

毛澤東首先從國情、國力的角度分析戰爭雙方的許多特點，指出戰爭不只是軍力的抗衡，更取決於戰爭性質的進步和正義，是政治、經濟、軍事的綜合比拼。進而，他預見這場戰爭將經過3個階段——“敵之戰略進攻、我之戰略防御的時期”“敵之戰略保守、我之准備反攻的時期”“我之戰略反攻、敵之戰略退卻的時期”。同時，他特別指出：那看似漫長而煎熬的戰略相持階段，恰恰是敵強我弱形勢發生根本性逆轉的樞紐。而撬動這一歷史性轉變的支點，是廣泛而深入的游擊戰爭——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將成為消耗敵人、積蓄力量、最終實現戰略反攻的關鍵偉力。

直到今天，許多人在讀到《論持久戰》時，仍不禁懷疑這篇文章的寫作年份。還有人說，《論持久戰》為“預言書”，而毛澤東是未卜先知的“預言家”。人們很難解釋，在戰局最扑朔迷離的時刻，遠在延安窯洞中的毛澤東，為何能如此准確地“預言”這場戰爭的每一階段進程、形態和結果——或許，這些人並不明白，在歷史的單行道上，人類只是徒步的旅人，可有些真理，卻可以洞穿時間。

1938年7月，延安解放社出版了最早的《論持久戰》單行本，封面是毛澤東親筆題寫的書名。扉頁上，毛澤東用他獨特的字體，寫下了25個力透紙背的大字：“堅持抗戰，堅持統一戰線，堅持持久戰，最后勝利必然是中國的。”

在中華民族的至暗時刻，這束窯洞中的燈光，為在苦難中掙扎的國人，照亮了漫長卻必然通往勝利的道路。

三

1938年6月12日，日軍攻佔安慶，取得進行武漢作戰的前進基地。6月15日，日本正式決定進攻武漢。

戰雲密布之際，一本《論持久戰》的小冊子，悄然出現在漢口、重慶、桂林、西安的大街小巷。

此刻的武漢，各國記者目睹著不同尋常的景象：挑著飯鍋的川軍、扛著老式步槍的湘軍、赤腳行軍的桂軍，100多萬軍人沿長江布防，枕戈待旦﹔畑俊六與岡村寧次則率25萬日軍兵分南北，兩路壓境……此時，還沒人預料到，日軍精銳部隊會遭遇前所未有的重創。

1938年11月3日，日本首相近衛文麿發表聲明，宣布放棄“速戰速決”的計劃。

人們驚訝地發現，延安窯洞中傳出的“預言”，已開始一一應驗。

11月25日，湖南衡山召開“南岳軍事會議”，國共雙方300多位高級將領參加。周恩來和葉劍英在會上詳細闡述了《論持久戰》的基本思想，並直言，這就是八路軍在1年多裡不斷取得勝利的指導原則。

因李宗仁病退，暫代五戰區總司令並指揮武漢會戰的白崇禧坦誠地說：“毛先生的大作在今年問世后，本人已經多次拜讀，並已向委員長作了誠摯推薦。”

實際上，這一戰略精髓已被融入武漢會戰的部署中：依托長江兩岸的崇山峻嶺節節抗擊，“守武漢而不戰於武漢”，拉長戰線，消耗敵人。

很快，《論持久戰》便同蔣介石的講話一起發到各高級將領手中，包括沒有來參會的人，人手一冊。與陝甘寧邊區相鄰的第二戰區副司令衛立煌、北路軍司令傅作義，則早已把這篇文章印發到部隊。馮玉祥更是自掏腰包印制了3000余冊，作為禮物分贈給國民黨要員。

擔任蔣經國私人秘書的中共地下黨員余致浚清楚記得，1940年初的一個傍晚，他受邀去蔣經國家裡喝咖啡，看見蔣經國從書架上取出一本《論持久戰》的單行本，“全書已翻閱得很舊了，書上紅藍鉛筆畫的道道、圈圈，密密麻麻，書邊周圍寫滿了中文和俄文”。

不光軍事將領，大眾對《論持久戰》也充滿了熱情。到1938年12月，這本小冊子已是“現象級作品”。散文家吳伯簫回憶，毛澤東的《論持久戰》與《抗日游擊戰爭的一般問題》，石印5000冊，“不到半月工夫，幾乎連該社存的一本底子都有人想買了”。

《論持久戰》還被翻譯成英文向海外發行。這是由周恩來從武漢寄到香港，委托宋慶齡找人翻譯的，愛潑斯坦等參加了翻譯工作。毛澤東很重視這件事，為英文本寫了序言。在海外，這本小冊子同樣得到高度評價。

海的另一邊，日本人也注意到了這篇文章。1938年9月初，與《中央公論》《文藝春秋》和《日本評論》並稱日本四大綜合類雜志的《改造》，全文登出由魯迅的學生增田涉所翻譯的《論持久戰》全文。1939年3月，日本漢口軍特務部編輯的秘密情報《中國抗日游擊戰爭的諸問題》中，再次詳細闡述了主要觀點。對此，日本軍政要員雖然沒有給出正面評價，卻默默在軍事部署上進行了調整。

然而，日本人依然無力回天。“明知而不可破”，是因為《論持久戰》從來不是“陰謀”而是“陽謀”，不是“戰法”而是“真理”。讓中國人最終贏得勝利的，是人民戰爭的偉力和正義必勝的歷史邏輯。

在那些硝煙彌漫的歲月裡，一個共產黨員，哪怕只是一個通信員、一個衛生員，就能拉起一支抗日的隊伍﹔哪怕一個排的八路軍、新四軍戰士，就能開辟出一塊新的根據地。

為了勝利，無數面朝黃土背朝天的庄稼漢，放下鋤頭，攥緊簡陋的刀槍﹔為了勝利，白發蒼蒼的母親將孩子送進硝煙，婦女們就著昏黃油燈，細細密密地趕制戰士的冬衣……平靜的蘆葦蕩下，埋伏著復仇的槍口﹔廣袤的平原深處，暗藏著一張張村村相通的巨網﹔地雷在敵寇腳下開花，麻雀戰在四面八方襲擾，破襲戰讓敵人的交通命脈寸斷……《論持久戰》中的字字句句，化作了世界戰爭史上的一個個奇跡。

1945年9月2日，日本正式簽署無條件投降書。美國的一家報紙評論說：“在預測中國會發生什麼事情的時候，毛澤東一直是正確的。”

美國人不知道的是，歷史的軌跡，在1938年那個交織著絕望與希望、潰敗與覺醒、黑暗與光明的年份，已被延安窯洞中閃耀的思想星火，不可逆轉地扭向了勝利的方向。

正義，必將以正義之名勝利。

（作者：許諾，學術支持：褚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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